城乡之间差距也很大，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4.7元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.2元，城镇居民是农村居民的3.33倍。

我曾经访问过我单位旁边的城中村里的一个卖开水的农民，他租了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屋，用5个普通的蜂窝煤炉烧开水，买水的都是周围租住的单身汉。照这种观点看来，权利其实根本不神圣，既无所谓高尚也无所谓道德，实质不过是人们的欲望和利益而已，是人类共同约定将自身人性中某些共同的欲望法定化和正当性，以此寻求安全和避免冲突，比如生命权，就是人的求生欲望。

从理论上讲，产权是权利人对其财产享有的所有、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的权利，既然现有法律规定农民集体对其土地享有所有权，就应该赋予其处分权和收益权，而太多的限制使农民及集体对其土地几乎丧失了处分权和收益权，这就严重损害了农民及集体土地的产权，限制了集体土地的权利行使。不过对于容积率等，考虑到具体情况，则不必过高要求。（4）小产权房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中村里的实际情况，说明了群众自治完全可以管理好自己社区的各项事务。政府官员自己制定培训计划，自己实施，自己当教官，自己收益，无人监督，有的也就成为了政府机关工作费了。对于确实经济困难不能交纳的，可以由政府评估之后将该房屋界定为经济适用房，给其发证，允许其居住，但是限制其转让。

然而，人们看待的事实是，有关部门的决定就像儿戏，一次次的雷声大雨点小，一次次食言，基本奈何小产权房不得。我之所以提出尊重存在，纳入管理，从宽清理，从轻处罚的方针，主要考虑的原因，一是小产房从它诞生之日起，就发挥着拉动内需的积极作用。归根到底还是发展观的问题。

1987年，国务院颁布《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》。张道阳与何兵看法一致。他的语速很快，带有浓厚的四川口音。什么是国家利益？国家利益的第一位不是满足每个老百姓的生存需要吗？我们自己养活自己，也算危害国家利益？他连珠炮式地发问。

对这家美容院来说，6万元意味着一年请了两个雇工去伺候这位队长。他说，如果全国都用一把尺子去评价，无异于通过立法，合法地把很多人划入非法范畴。

我们不跟中央打交道，我们跟地方打交道。张道阳遇见过一个年轻的个体户。现实中，只有一个人主动留下了老王的联系方式，还跟他说了好几句对不起。他马上说，谁说你们不光彩，你们是光彩的人，走的是光彩的路，个体经济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。

在申请营业执照的过程中，美容院卡在了其中一项行政前置许可(审批)上。张道阳说，自己平时常会与一些学者探讨经济问题，但只要聊起个体户，很多颇具声望的学者都说自己没有什么深入认识。如今，这张照片被张道阳放大后挂在办公室里——一位大妈，冻得满脸通红，却挂着微笑。他的孩子呢，就可以在城市接受现代教育，成为国家潜在的人才资源。

一个普遍的共识是：个体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稳定紧密相关，与弱势群体的生存权紧密相关，其意义在于，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发展。这让他感触颇深，许多利益群体都有代言人，但底层的这些个体经营者，好像没什么人给他们说话。

他说，现在生意不好做，一年只能存上几千块钱。张道阳认为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特别是出于对资源、环境、市场秩序等多方面的考虑，确实应该对各种行业设立相关行业进入标准。

他写道：没办法，做完今年看来也要关门了。1980年，20岁的章华妹领回了一张用毛笔书写的营业执照，编号是10101号。在一组名为看看八十年代中国的个体户们的照片里，能找到挂着文明经商、礼貌服务白底红字招牌的路边摊。张道阳隐约感到，近几年，因为各种或明或暗的成本，许多怀有此类美好憧憬的农民工兄弟，离他们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远了。他希望有人去关注老王的生活，及其身后几千万个体户的生活，因为在当今中国，个体户问题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问题，更事关社会公正，甚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。中国又少了一个个体户，多了一个农民工。

和大多数求助者一样，他不敢留下自己的名字，只说自己姓王，在成都做手机维修生意。目前，纽约有超过1.2万名有执照的街头小贩，86%都是外来移民，其中人数第二多的恰恰是来自中国的小商贩。

没有营业执照，罚款是逃不掉的，连发票也只能买假的，执法者说他是危害国家利益。他把这段经历讲给了电话那头的张道阳。

尽管在政策上给个体户开了口子，但在人们的观念里，干个体仍然是件不光彩的事情，连找对象都困难。张道阳喜欢将一刀切的政府管制比喻为门槛。

曾是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经济，其合法性第一次在模模糊糊中得到了确认——做生意不用再逃了。假如不给纽约下东区桑树街的人以兄弟情谊，我们要想在第五大道繁荣区找到善良公民的美德则是徒劳的。这让张道阳想起，在一家他常去的超市里，有一个缝衣服的小贩，最开始在显眼一点的位置摆摊，后来因为没有孝敬店长，就被调到了消防通道里。成都的老王同样感到营生不易。

事实上，正是1995年前后，大量行业管理法出台。他写道：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，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。

在干个体的前两年，他挣了两三万元。但人要能挺胸抬头迈过去，这才叫门槛。

但他同时告诉记者，农村也回不去了，从乡镇到村里的路，只有车轮子上没长荒草。监管部门也随之转型，纷纷把触角伸了出去，更多地腾出精力面对所有市场主体。

10年前，他放下锄头，带着一点成为城里人的小梦想来到成都。因为这种情况在咱们中国是最普遍的问题，往往执法者扒了你的皮后，还指着某某条款振振有词地问你，你懂法吗？张道阳管这些个体户叫唐僧肉。他坚持说，哪怕给他一个很小的门脸，就能养活一家人。张道阳将1995年称为分水岭。

张道阳的几个高中同学，在中关村最红火的时候租了柜台挣了点钱。信送到中南海的第二天，大会便得到了胡耀邦同志要在怀仁堂接见全体代表的通知。

张道阳告诉记者，有的夜总会要雇佣几百人，却可以登记为个体户，从而避开高额税负，就像开着宝马车买经济适用房一样，很滑稽。2010年2月，他到了中国最北的漠河，当时的气温在零下45摄氏度左右。

在那段个体户的光彩岁月里，一位美联社记者曾专程来到北京钱粮胡同，拜访一位将3台缝纫机抬进卧室、办起私营西服缝纫店的妇女。与此同时，在这套外表光鲜、监管严格的管理体制之下，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，很多地区都出现了个体大户现象。